國民法官制度的犯罪前科

2023年1月1日，國民法官正式上路，於前三年，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為適用範圍，到了2026年1月1日，則延伸至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。而在此制度，避免審判者未審先判，必是相當重要的課題，但在現行制度，可能在審判前階段，就被提出的被告犯罪前科紀錄，在國民法官審理下，到底會產生如何之變化？

依據《國民法官法》第43條第1項，在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，檢察官提出起訴書時，並不將證據與卷宗併送至法院，此稱為「起訴狀一本」，且起訴書也不記載證據，甚至依據同條第4項，起訴書不得記載有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。凡此種種，即是在避免未審先判。
惟於《刑法》第47條第1項，規定有五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應加重二分之一的累犯規定，故於此情況，檢察官應否在起訴狀記載，就有問題。又如《刑法》第185條之3第3項，曾犯酒駕而判決或緩起訴確定者，於十年內，再因酒駕致人於死，就可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，也有相同的問題。
這是因犯罪前歷，行為人既然已經為其行為而受判決確定，並因此負起刑事責任，就算再犯罪，也不應將前罪列入考量，否則即有一行為受雙重評價的違憲爭議。只是在大法官釋字第775號仍採取合憲解釋下，即便《國民法官法》有防止預斷的法條，恐也無法禁止檢察官於起訴狀記載累犯之法條，自會使合議庭產生預斷。理論上，起訴狀不應先行記載累犯之規定，應是在評議有罪而進入量刑階段，才應被提出。只是在《國民法官法》並未將犯罪事實審理與量刑程序為區分下，如此的作法也肯定無法實現。
除了《刑法》的累犯問題外，更常出現者，即是檢察官在審判一開始，即提出被告有犯罪前科的紀錄，即所謂「品格證據」。由於此等犯罪前歷與本案實屬不相關，理應加以排除，頂多成為量刑時的參考。但現行司法似並未如此絕對，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、機會、意圖、預備、計畫、認識、同一性、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，仍容許檢察官提出。如以放火罪為例，檢察官若提出被告先前的放火紀錄，原則不允許，但若提出此次案件的行為手段與先前相似，以來證明犯罪者的同一性，則例外被允許。
惟在品格證據，於我國證據法並無明文排除下，僅以司法實務為運作，就不可能畫出一條清楚的界限。尤其目前允許提出品格證據的例外情況，相當多元，就可能使品格證據必須排除的原則被淘空。甚至在檢方提出品格證據時，要否補強證據，才得以確定被告或犯罪的同一性，也因法無明文，品格證據遭濫用的危險，就一直存在。
《國民法官法》實施後，為避免預斷，關於品格證據能否提出，實應堅持原則禁止之紅線。若檢方欲提出對被告不利的品格證據，或者被告欲提出對己有利的品格證據，皆應在準備程序即加以裁定，而不能於正式審判時才提出。
此外，雖然《國民法官法》並無規定將犯罪事實審理與量刑程序加以分離，但為了避免品格證據動輒備用以為認定犯罪事實有無之基礎，未來，無論於立法、司法論仍應將兩者分離。即在前階段，僅能為犯罪事實之審理與辯論，則對於品格證據，審判長就應嚴格把關。而在前階段審判完畢，先進行有罪與否之評議，一旦評議有罪，再進行量刑審理與辯論，則於此階段，品格證據就可能是屬《刑法》第57條的量刑審酌事項，自可因此被提出。而更重要的課題，則是有關證據法則必須全面檢討與翻修。

新聞來源--ETtoday新聞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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